他们是杭州城里一个普通的家庭，特别的是，他们都从事同一个职业——环卫工作。父亲李妙顺，女儿李雪华，女婿陈金根，相同的职业将这一家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，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，他们始终坚持在最平凡的第一线。
　　李妙顺先后被评为了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、省劳动模范、省七五劳模；女婿陈金根也不甘示弱，先后被评为杭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和杭州市劳动模范；李雪华除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更是挑起了家里一切事务，让父亲和丈夫能一门心思地扑在工作上……

　　李妙顺：我拉了一辈子的小粪车，它就是我的好伙伴。别看它外表又脏又破，当我拉起车，跑起步，唱起那熟悉的小歌谣时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为了大家的干净，我希望永远在路上。
　　今年我已经整整70岁了，按照我们农村的习俗，这个岁数的人早就应该穿着大棉袄，两手缩在袖子里蹲在角落晒太阳了。可我总也闲不住，没事儿的时候总喜欢东家走走西家转转，看看有什么忙我可以帮得上。
　　百姓百姓，百条心嘛，每个人对我的想法都不同，有人说我是革命的老黄牛，也有人说我生活安稳了，吃了饭没事儿干瞎管闲事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无论说什么话的人，一旦遇到困难都希望有人来帮助的，设身处地为他人想想或许就是我干了一辈子环卫工作最大的收获。
　　这话还得从38年前说起。1969年那会儿我还是个三十岁的小伙子，人长得白白净净的。很多人都对我的选择感到纳闷——这么个小伙子干点什么不好，怎么就偏偏选了个拉粪车的工作。其实对于这样的选择，我有自己的打算。当时我们家隔壁住着一个孤寡老人，生活十分不方便。每天早晨都要拎着个大粪桶到很远的地方去倒，这一来一去就需要大半天时间。当然，很多时候我都帮着去倒，可毕竟我也有自己的事儿要干，不可能每天都顾得上。那时，我就想，在这个城市中，像这样需要帮助的老人又有多少呢？如果我当上了一名环卫工人那我不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吗？
　　抱着这种想法，我走进了杭州市上城区环卫所应聘，并且主动要求干清肥工作（拉粪车）。那个时候，环卫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，一辆小粪车、两只大粪桶再加上一把掏粪用的勺子便是我的全部家当。而且粪车的轮子是木制的，一旦路面不平整，拉起来不但沉而且颠得特别厉害。
　　工作是累点儿、苦点儿、脏点儿，但既然干了就得干出个样子来。当时我主要负责杭州望江门地区的倒马桶工作，我给自己定了个守则：“年纪大的帮助倒，院子里有的主动倒，孤寡老人上门倒。”每天从天蒙蒙亮一直要做到太阳下山。
　　走得路多了，碰到的人和事自然也就不会少。记得有一年我正拉着粪车走在望江直街上，木轮子和地面摩擦发出咯吱的响声，我也就合着拍子唱起了小调。突然从前方传来“啊哟”一声，远远望去似乎是一个老者倒在了马路边上。
　　这还得了？赶紧上前一看，原来是个70多岁的老太太被自行车撞倒了，而那个骑车人早就没影儿了。老太太伤得不轻，腿上已经肿出了一大块。
　　当时我没有多想什么，背起老太太赶紧往医院跑。医院这地方平时我还真没怎么去过，背着个老人上上下下地跑，挂号、付费、就诊，后来那医生和老太太说：“你这儿子可真不错！”老太太说自己根本无儿无女，是个孤寡老人，我是路过的一位环卫工人。
　　这一说，全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赶了过来，说是要向我学习，真有点不好意思。这位老太太叫王金凤，经过治疗之后渐渐地恢复了健康。而我也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　　自那之后，我一忙完工作便到王老太太家去看看，帮她买点生活用品，然后生火做饭，一直到晚上伺候她睡下，我才安心地离开。时间长了，我发现身边类似王金凤这样的孤寡老人还真不少，而照顾她们也成了我工作之外的工作。
　　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，我的工作是出色的。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我从没有间断过拉粪车。1000多斤的车我每天要来来回回地拉三四十趟，肩膀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
　　1985年，领导让我组建望江环卫小队，以缓解上城环卫所的工作压力。对于这样的重托我当然不敢懈怠。招聘了五六十个环卫工人后，我又和他们一起动手制作扫帚、粪桶等工具。很快环卫小队成立了，领导还任命我当队长。本来是干惯了粗活的人，忽然间叫我整天捧着茶杯坐在办公室里，还真有点不适应。辖区内的百姓们，几天看不到我，一拨拨地到我单位去询问情况，后来，居然有50多人联名向上城环卫所写信，要求我重返一线。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别提多感动了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，“我要回到一线去，不当这个队长了！”我当时的决心非常坚决，几次向领导要求重新拉起小粪车。

　　陈金根：我和爸爸一样，也是一名自傲的环卫工人。当环卫工人就得有奉献精神。2003年，“非典”来势凶猛，浙一医院万吨级化粪池严重堵塞。正当大家退缩不前的时候，我高喊：“是党员的跟我上。”经过15天的奋战，化粪池疏通了，医院得以正常运转，我也安心了。
　　爸爸是我们家的老先进，我自然不能给他丢脸。而说句实话，现在的工作环境和爸爸那会儿相比已经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了。疏通下水道、掏粪甚至是扫地都已经是全电脑控制，不用再和以前一样肩挑背扛了。这也让我有更多的心思放到如何为百姓服务的问题上去。
　　2003年，是我在当了整整12年环卫工人之后的一天，办公室里的热线电话忽然响起，电话那头的人显得非常焦急：“我们浙一医院的化粪池严重堵塞，已导致医院不能正常运转。”
　　这一通突如其来的救急电话，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当时正在肆虐的“非典”，医院不能正常运转这些病人该怎么办啊？必须立刻进行疏通。
　　话是这么说，可这毕竟是医院的化粪池啊，“非典”作为一种新型病毒谁都没有接触过，去疏通化粪池该怎么进行防护谁心中都没底。一些同事开始打退堂鼓。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也是挺理解的，但这化粪池还得要疏通啊。
　　“是党员的跟我上！”这话在一些人听起来可能有点肉麻，但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，共产党员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，有苦、有危险就得冲在第一线。果然，这句话还真有点份量，立刻有十几个同事表示愿意和我一起去。
　　浙一医院的化粪池从整个杭州来说，存储量是比较大的，光深度就有十几米。为了能更好地完成疏通工作，我们调来了大型的疏通设备。可是疏通工作刚刚进行了一半，疏通设备就卡了壳，管道内壁已经被厚厚的淤泥堵了个严严实实。“怎么办？人工挖！”我带头第一个跳了下去，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将淤泥清理出来，而后面的几个同事也陆续跳了下来。
　　可是，越往下走，这化粪池也就越狭窄，到了底部连转身都相当困难。当时为了避免感染“非典”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都戴着防毒面具。可是到了化粪池底部，这防毒面具却成了最大的障碍。“拿掉吧，现在‘非典’这么厉害，不拿掉吧，疏通工作会延误，这满医院的病人又该怎么办呢。”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，最后我一咬牙拿掉了戴在头上的防毒面具。整整半个月，我们从化粪池里疏通出来的淤泥达到了上百吨。
　　后来，我被隔离观察了一个多月。幸运的是最终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觉得老天爷也知道，我们是在为百姓做事，所以不会让我们感染这种病的。

　　李雪华：我有一个值得骄傲的父亲和一个优秀的丈夫。为人女为人妻，我不但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更要做好他俩的后勤工作，让他们可以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，服务百姓。
　　其实我父亲除了拉粪车之外也扫过地，一把大扫帚，一顶遮阳帽便是他的全部装备了。我现在也扫地，可我们的工作方式有很大的不同。社会发展了嘛，各种条件都好了，我现在是开着汽车上街扫地。
　　这车还真蛮先进的，全电脑控制，扫地的时候只要一按按钮，路面上的尘土便都吸进车里安装的巨型吸尘器中了。
　　对于不了解环卫工作的人来说，我们的工作和他们的想像还真不太一样。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人，说起清扫工作，说得都是拿着大扫帚在街上晃来晃去，完全没有想到扫地还可以扫得这么高科技。
　　机械设备的运用，的确让我的工作轻松了不少。当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我来挑了。父亲是个工作狂，虽然已经退休9年，但他仍然闲不住，谁家有麻烦了他就跑去帮忙。而丈夫呢，一部手机24小时开机，他给自己定了有工作必须随叫随到的原则。
　　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，外面正下着大雪。原本全家人打算欢欢喜喜聚在一起过个新年的，可就在新年的钟声快敲响的时候，丈夫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我知道这通电话意味着他又要出发了。
　　果然，电话是从单位打来的，市区一公共厕所严重堵塞，需要立即疏通。其实，在这时候，只要稍微推诿一下，第二天早晨再去疏通也没什么大问题，春节嘛，人之常情。但我非常理解他，他是一个把工作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，如果此刻不去，那这一晚他怎么睡得着啊！
　　那一夜，我和女儿两个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迎接了新年的到来，尽管有点遗憾，但我心里很温暖，因为丈夫是个了不起的人。